为了既方便研究又保护藏书，鲁博设立了一个藏书一万多册的复本库。鲁博计划把馆藏旧报纸输入光盘。
1958年，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，没有留下处理藏书的遗嘱。但是遵照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我死了，书都是国家的。”他的夫人、子女谢绝了出价五六十万元的书店，将全部藏书捐给了国家，共计17214部94441册。
这些藏书在北京图书馆曾有一单独书库专门存放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该书库改为“红宝书阅览室”，藏书即被打散并入北图其它馆藏。在北图的许多书目索引卡片上，读者至今还可看到一个“郑”字。
郭沫若一生充分利用图书馆，因此他的藏书数量不大。他在50年代把自己一些颇有价值的手稿和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，其中包括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等剧本手稿和一套迄今为止个人藏书中版本最为齐全的《管子集校》。在郭沫若为数不多的藏品中，有他为撰写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而亲笔手抄的一些野史的稿本，以及他留日归来失而复得的一箱藏书和手稿，后者被他以一精美日式木箱保存，并亲笔题字“沧海遗粟”。
茅盾藏书多于抗战时期散失，现在故居收藏的仅是他身边的一些常用书籍。一些茅盾做过批注的藏书已被影印出版。
老舍藏书现存约5千册，是经抗战和“文革”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，有不少是家属后来收集的。老舍的第一本藏书——一本小号《辞源》的扉页上有两行小字：“在学校时总是借用学校的《辞源》，如今离了学校生活——作学生及教师——只好自己买一部了，到底买不起大号的。”一句话，把书主人的困窘和幽默表露无遗。
1955年，灾难降临胡风一家，在抗战期间已痛失两架藏书的胡风、梅志夫妇再次被迫与书分手。十年后，他们被送往四川监外服刑，胡风希望将家中的四柜藏书带走。四五年后，四川省革委会宣布没收胡风个人财产，经梅志再三争取，一些鲁迅当年的赠书和马恩列斯著作被勉强允许保留下来。
梅志回忆说：“我到监中见到胡风时，他已经精神失常……”但当梅志提起未被没收的一些藏书时，胡风的眼中出人意料地发出了一线亮光。梅志长叹：“是书对我们生活创造了奇迹，是书挽救了他。”
